东晋 顾恺之 列女仁智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应物象形”是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中的第三条，与“骨法用笔”一样是一种绘画的技法，使画达到“气韵生动”的效果。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思（Giles，A.H）译文是：conformity with nature。中国学者蒋彝（Chiang Yee）把它译成Modeling after Object。而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译得更为妥帖：depicting the forms of things as they are。由此可见，中国画的发展是从写实到传神，且画法与人的认知规律十分契合。
/中国画的发展——从写实到传神/
“应物象形”从字面上来理解，画家在作画的时候首先要关注对象的形态和特点，画出它的面貌与精神。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画记》）。所以“应物象形”首先要师法自然，通过“仰观俯察、远取近求”的方式，把握事物的色彩和形状，作为绘画创作的基础。
我们从古代典籍中流传的故事得到佐证。《韩非子》记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答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鬼魅易。”由此可见写实之难，在于需要观察和造型，鬼魅没人见过，故可随意涂鸦。
三国时期，画家徐邈官至司空，魏明帝某日在洛水游玩时看到白獭欲得之而不能，徐邈说，獭喜欢鲻鱼，为得之死都不怕。于是他把鲻鱼画到板上，悬于岸边，则群獭竞来，一时执得。明帝叹曰：“徐景山画鱼之妙，乃过于通灵也！”
由此可知，我国秦汉时期的画家倾向于写实，且有能力画得逼真。这从建筑、雕刻、石像、漆器、汉画像砖中也可见一斑。
六朝画家顾恺之（约346—406）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他认为画应该以神韵为中心，“写形”只是为了达到传神的目的。举例来说，人的外形有胖瘦、高矮的区别，但这些并非人的本质，人的风度、气质和精神状态，尤其是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神采，才是画家想要表达的重点。“传神论”的出现，使人物画在魏晋到唐代之间，完成了一次大飞跃。
《洛神赋》是文学家曹植借用神话故事寄托自己的缠绵之情的文学名篇，顾恺之为辞藻华丽的文字配了插图，并成为一幅举世闻名的杰作。画中的洛神体态婀娜，回眸盼顾与曹植隔水相望，万种情愫尽在不言中。顾恺之在创作“洛神”形象的时候，参考了当时众多贵族女子的形态，再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把洛神那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模样表现得活灵活现，实践了他提出的“传神写照”画法。
顾恺之认为，画人眼睛最要紧，所谓“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眼珠也）。有故事说他曾在某寺院表现佛像的点睛之术，围观者踊跃打赏为寺院集资百万金。
顾恺之的“传神”最初是对人物画而言，后来也影响到了山水画、花鸟画等的发展。故中国画追求神似的境界，即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达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境界。事实上“写意”也是“应物象形”的核心精髓。比顾恺之晚了一百多年的谢赫，因为把“气韵生动”放在了首位，在作为技法的“应物象形”里已经包含了“传神”的意思，故没有再单独立列出。
/中国画法与人的认知规律十分契合/
以传神和写意为特点的中国画法在人物、山水的造型方面，因为加入画家的主观意愿，较之用透视法、解剖术等科学原理为指导的西方绘画，在逼真程度上稍逊一筹，于是许多美术史家认为中国画缺乏科学性。但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为近现代的视觉神经科学、脑科学和心理学的新发现说明，中国画的画法与这些新的科学揭示人类的认知过程十分契合。
原来我们认为，外部世界通过反射太阳光把视觉信息映入眼帘。殊不知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
视觉信息在大脑的传导路径为眼睛（视网膜）→中转站（外侧膝状体）→大脑的初级视皮层V1→腹侧通路（What Pathway）+背侧通路(Where Pathway)，视觉信息在大脑里的这一段经历，也就是所谓的“看见”过程，但是这与我们真正认识图像却相距甚远。
我们的眼睛确实提供了需要的信息，但它们并没有向大脑呈现一个完整的成品。事实上，大脑如此奇妙，甚至可以说是神奇，在于我们能够基于不完整的信息感知一个物体，因为大脑会调动原来储存的信息库，补充到由视觉获得、经过处理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感觉信号中，这个过程也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它也直接影响了与记忆和情感相关的大脑系统的调节。所以，我们看到的画作，都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亲眼所见，另一部分是“想当然”，也就是画家的个人意愿。
了解了人的认知过程，我们才恍然大悟，所谓的“眼见为实”，事实上是不准确的。面对同样的外部世界，不同人看到的画面不尽相同。例如有名的双关图“人脸与花瓶”，有些人看到了人脸，有些人看到了花瓶。在诸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屋及乌”等耳熟能详的俗语中，我们也知道了其中原委。
因此，中国画的写意并非机械刻板地依样画葫芦，而是融入了画家的喜怒哀乐，与视觉脑的机理不谋而合。这并非偶然，而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画家追求“天人合一”的必然结果。
（本文节选自《用神经科学的原理来讨论中国画》，文章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