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思维取向

中国美学的思维取向

潘知常

中国美学的理论内涵 , 固然取决于它的内容 , 但在某种意义上讲 , 更取决于它的方式。在前者 , 是思维什么 , 在后者 , 则是怎样思维。

皮亚杰讲过 :" 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一一它们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 , 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 , 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 [1] 这里的内部结构 " 就是指的理论内涵的怎样思维。较之理论内涵的内容 , 它蕴含着理论体系的建构的更为深层的秘密。由乎此 , 我确信 , 研究中国美学是由何种 " 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 " 建构而成 , 意义尤为重大。

具体来说 , 关于中国美学的怎样思维的思考 , 也就是关于美学学科即 " 美学之为美学 " 的特定规定性的智慧 , 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 从深层的角度说 , 是对于怎样思维的特定视界 ( 思维取向 ) 的考察 , 着眼于美学学科即 " 美学之为美学 " 的根本规定 ; 从中层的角度说 , 是对于怎样思维的特定范式 ( 思维范式 ) 的考察 , 着眼于美学学科即 " 美学之为美学 " 的逻辑规定 ; 从中层的角度说 , 是对于怎样思维的特定形态 ( 学科形态 ) 的考察 , 着眼于美学学科即 " 美学之为美学 " 的构成规定。而它们所涉及的 , 则分别是 : 中国美学怎样思考问题、怎样规定问题、怎样解决问题。

本文先考察怎样思维的特定视界一一思维取向。

中国美学的思维取向无疑与自身的特定背景、特定阐释框架密切相关。

由于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西方美学的思维取向，因此，不妨由此开始讨论。我们知道，在西方美学，尽管学派林立，思路各异，但是从主客关系出发来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例如，把美学问题归结为美的本质是什么与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认识美的本质，却是其共同之处。这样一种美学背景，必定会假定存在着一种脱离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假定人类生命活动只是外在地附属于纯粹本原而并不内在地参与纯粹本原，而且既然作为本体的存在是理性预设的，是抽象的、外在的，也是先于人类的生命活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就必然是彼此对立、相互分裂的，也必然是只有通过认识活动才有可能加以把握的（可以说，从亚里士多德的“‘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一直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如此）。同样，在主客关系中一切彼此外在、相互限制，最终也无法达到自由（最多只能达到那种被曲解了的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属性的自由，或者那种把握必然的自由），因此关注到的只能是必然性的领域、知识的领域，建构起来的只能是对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解，即从对于世界的具体经验进入对于世界的抽象把握，所把握到的也只是在主客关系中所形成的自由的必然性。显然，这就是西方美学的特定的阐释框架：知识型阐释框架。

而在中国美学，尽管同样学派林立，思路各异，但是强调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却是其共同之处。这样一种美学背景，必定会否定存在着一种脱离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西方以为只有所谓本质才是真实的，然而本质却是真而不实，现象只是实而不真）、否定人类生命活动只是外在地附属于纯粹本原而并不内在地参与纯粹本原，而且否定作为本体的存在是理性预设的、抽象的、外在的和先于人类的生命活动的。确实，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往往把认识活动作为根本的生命活动，但是认识活动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前提才成为可能，这却是它所全然无法问及的。实际上，在认识活动之前，还有先于认识活动的活动，在从主客关系出发的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我思、反思、自我、逻辑、理性、认识、意识之前，也还有先于我思、先于反思、先于自我、先于逻辑、先于理性、先于认识、先于意识的东西。只有它，才是最为根本、最为源初的，也才是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这当然就是审美活动。在这方面，中国美学堪称独具慧眼，它毅然把认识活动放到“括号”里，悬置起来（正如庄子所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而去集中全力研究先于认识活动的审美活动本身。同样，如上所述，在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中一切彼此外在、相互限制，因此关注到的只能是必然性的领域、知识的领域，建构的也只能是知识型的阐释框架，而在从超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之中，超出必然性的自由得以进入美学的视野。这是一种从必然中提升而出的自由、纯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即庄子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建构起来的必然是对世界即对最为自由、最为根本的生命活动本身的一种内在理解，所把握到的也正是在超主客关系中所形成的自由的超越性。显然，这就是中国美学的特定的阐释框架：智慧型的阐释框架。


二

不难想见，中国美学的上述特定背景与阐释框架，必然导致作为“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的不同思维取向的出现，并且因而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本身产生根本影响。恩格斯曾经谈到德国崇尚创造体系的理论性格 , 他说 : 创造体系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 最楚脚的哲学博士 , 甚至大学生 , 不动则已 , 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黑格尔自然不能例外。为什么 " 彻底革命 " 的理论探讨竟产生了 " 极其温和 " 的政治结论 ?" 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 ", 这是 " 按照传统 ( 思维模式 ) 的要求”。 [2]

在中国美学中 ,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种 " 传统（思维模式）的要求 ", 它使中国美学呈现出鲜明的性格特征。

为了把问题讨论得更为清楚，不妨还是从西方美学谈起。对于西方美学来说，特定的背景与阐释框架使得它走向了一种侧重于“有”的认知的思维取向。这是一种肯定性的思维取向，始终肯定“有”什么东西存在，也肯定没“有”什么东西不存在。“无”是“有”的没有，不存在是存在的不存在。“无是不可思议的”，黑格尔说，“只有那既是思维（我思）的有，也是思维对象（存在）的有”，才是唯一合适的逻辑学的开端。这显然是一种最为典范的表述。因此，在西方美学，往往是透过对象世界的“形”来把握其背后的本质（规律、必然、一般、抽象乃至上帝），从有到有（万有之有），有中求有。“水落石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样一种肯定世界是一个有限的有底的棋盘以及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为假超验恒定的本质世界为真的心态，必然导致西方走向一种对象性的思维。这样一种思维取向，用中国庄子的话说，可以称之为：“谓之一”，即把“一”当做“一”来思考，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关于……”的思考，而在“一”和“关于……”的背后则必然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究竟”。这样，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同性、同一性、普遍性的追“根”问“底”，显然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思维路径。而透过个别追问普遍、透过具体追问抽象、透过变化追问永恒、透过现象追问本质……则显然是其中的共同前提。它以经验归纳法（在其中普遍规定作为结果出现）和理性演绎法（在其中普遍规定作为自明的预设前提而存在）作为基本的思维途径，以普遍性作为基础，以与普遍性之间存在着指定的对应关系并且不存在开放的意义空间的抽象符号作为语言，以同一性、绝对性、肯定性作为特征，以达到逻辑目标作为目的。在其中，“存在”被确定为“在场”（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于是世界万物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是否能够和如何认识世界万物的本质，就成为它所关注的中心。而在美学思维中，西方所始终关注的，仍旧是“在场的东西”、“原本的东西”（尽管古代的艺术从属于自然，近代的艺术从属于精神，但总之都是把“在场的东西”放在重要地位上，或者是自然的在场，或者是精神的在场），因此，对于西方美学来说，“是什么”就远比“是之所是”更重要。在这里，所谓“什么”，无疑是可以重复的，也是有真理与谬误之别，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的。进而言之，特定的思维取向必然要求强调那些能够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而忽视那些无法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美学也如此。例如摹仿说、类型说，就都是以应当有的本质为根本，性格说也还是要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特殊看一般。由此出发，显然只有关于一般的知识才是知识，只有关于一般的知识才是真理，因而就必定强调那些能够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而忽视那些无法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在美学中也是一样。从特定的思维取向出发，审美活动就只有在能够成为关于世界的共同本质的准知识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也才是有意义的。于是，审美活动怎样通过个别来表达一般，怎样经由个别通向一般，怎样塑造一个符合一般的个别，怎样发现一个反映一般的个别，就理所当代地成为西方美学所提出和把握的美学的根本问题。

来源：网络